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：基层文物保护，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｜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

巍巍中华，悠悠南粤，文脉绵长(miánzhǎng)，瑰宝生辉。 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(wénhuà)和自然遗产日”当天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(pǔchá)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，最新呈现(chéngxiàn)全省各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。 广东作为(zuòwéi)岭南文化中心地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(gǎigékāifàng)先行地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。截至2025年(nián)5月31日，广东全省累计复查“三普”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(chù)，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。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(yǐlái)，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，记者多次(duōcì)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，实地见证(jiànzhèng)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 即日起，我们将持续推出“我在广东找文物(wénwù)”系列报道，以基层(jīcéng)文物工作者视角，走进“四普”重大(zhòngdà)发现遗址，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。 6月10日(rì)，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，他正伏案工作，几沓大部头的书籍资料几乎(jīhū)掩盖(yǎngài)了他的身形，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。 到今年10月，冼永城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(gōngzuò)将满20个年头，现任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(guǎnlǐ)办公室业务部部长、白云区“四普(sìpǔ)”队长。 他(tā)先后参加了第三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(pǔchá)（以下简称“三普”“四普”）。去年年底(niándǐ)，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——黄佐家族墓群。其中，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后被“赠礼部(lǐbù)左侍郎”，这个实物线索或将修正《明史》中其被“赠礼部右侍郎”的记载(jìzǎi)。 白云区有上百处文物普查点(diǎn)，冼永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。有人说他(tā)是“白云活地图”，但很少(hěnshǎo)有人知道，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的白云人。 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，从“城仔”到“城哥”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的故事(gùshì)，还是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。 一通电话(tōngdiànhuà)开启二十年文物保护路 2005年，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(juǎn)》经过早期以麦英豪(yīngháo)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，终于进入整理编著阶段。 当时的“城仔”，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暑假时，他看到(kàndào)白云区(báiyúnqū)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，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，他报名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(pǔchá)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 “当时的工作(gōngzuò)条件非常原始，我(wǒ)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，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(zhùlì)有多么大。”冼永城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(nàduàn)时期，感慨颇多。 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整理编著工作，冼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(chángjià)，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(zhuānjiā)前辈到各处文物(wénwù)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，该书于2006年完稿，2008年正式出版。 现实生活往往充满戏剧性。冼永城坦言，当时完全无法(wúfǎ)想象十几年来(shíjǐniánlái)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 而正式让冼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，还是该书(gāishū)出版后不久，来自老领导梁桂明(liángguìmíng)的一通电话—— “城仔，你(nǐ)毕业找到工作(gōngzuò)没有？现在全国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，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？” 就(jiù)这样，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(suì)的队伍，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，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 现已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(liángguìmíngchéng)了冼永城的“领路人”。两人亦师亦友，冼记城说：“刚开始，他手把手教我(wǒ)怎么写公函，我印象一直很(hěn)深刻。” 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，冼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，完成学业后不久又(yòu)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(qǐ)考古知识。这个过程中，他(tā)既要当司机，又要负责测量、记录，晚上(wǎnshàng)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们倾囊相授，冼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(jiàodǎo)下，从零开始学起。 职业生涯中(zhōng)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近20年过去，如今已是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(duìzhǎng)的冼永城，面对(duì)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来说，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，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信心(xìnxīn)。” 谈到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，一定会谈到白云山(báiyúnshān)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。冼永城表示：“它是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(zuì)高的明代(míngdài)墓葬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。” 去年11月(yuè)，在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(de)第一时间，羊城晚报(yángchéngwǎnbào)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很重，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前面，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。 墓葬群现场，在四周(sìzhōu)杂草得到简单(jiǎndān)清理后，三座大型(dàxíng)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(érjiàn)，由上至下直线分布，均朝向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得知，从上至下，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的爷爷黄瑜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 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白云山的记载。《番禺县续志》提到(tídào)：“明长乐县(chánglèxiàn)知县乡贤黄瑜墓、赠翰林院(hànlínyuàn)编修乡贤黄畿墓、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，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 但苦于(kǔyú)白云山地势复杂，山体庞大，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(de)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，随后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(qiánwǎng)现场进行确认。 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(zuì)上方，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大片(dàpiàn)墓葬群之前没(méi)被发现？那个时候，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还是存疑的。” 冼永城(yǒngchéng)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，发现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：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黄佐的《泰泉乡礼》，所以在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上(shàng)的‘泰泉’二字，一下子就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(shū)中作者的感觉，非常(fēicháng)奇妙。”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 之后的(de)普查中，普查队(duì)顺着山势往下，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陆续发现(fāxiàn)了黄佐后人的墓葬，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。遗憾的是，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(dàorǎo)，赑屃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。 冼永城表示，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(mùzàngqún)申请(shēnqǐng)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。 让村民对文保(wénbǎo)从了解、理解到支持 作为深扎一线多年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，冼(xiǎn)永城向记者吐露了(le)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。 他(tā)说最常遇到的窘境，是当地村民不了解文物保护，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(wùjiàn)的文物保护价值，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，还容易(róngyì)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。 从了解到理解、再到支持，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，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。冼永城(yǒngchéng)说(shuō)，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 他将桌上的(de)《白云(báiyún)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。 接受采访前一晚的凌晨，他(tā)才刚写完《白云圩市》下册的初稿。冼永城提到其中“白云私塾”的内容(nèiróng)，他说，自明清至民国，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。“其实远远(yuǎnyuǎn)不止这个数，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(yuányīn)，有些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，多年前已被拆除。” 冼(xiǎn)永城解释，自己之所以(zhīsuǒyǐ)积极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工作，一方面(yìfāngmiàn)是想让白云区(báiyúnqū)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，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，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。他说，只有村民们了解之后，为这些由衷感到自豪，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 “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，作为(zuòwéi)文物保护工作者，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，希望通过研究整理，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 对冼永城来说，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。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(píngjià)：实践出真知。我也(yě)始终认为，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(fāyánquán)，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。”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，如今连断壁残垣(duànbìcányuán)都不见踪影。但(dàn)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，冼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。他去过不下十次，进村找老人对话，同时(tóngshí)细心翻阅镇志，尽力挖掘史料。 “最难(nán)考证的是人物故事，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(dōu)已高龄，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(luòkuǎn)人、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，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。”冼永城坦言。 采访尾声，冼永城告诉记者，今年他的(de)儿子刚(gāng)参加了高考，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，想让父亲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，想认真了解(liǎojiě)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 记者不由好奇地问：“那(nà)这么多年来，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，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？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(shénme)期待吗？” 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，20年前，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(chángjià)，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(pǔchá)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，父母始终支持他的选择；20年后的今天，在孩子的人生路口，他也会像当年(dāngnián)自己的父母一样，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(shèxiàn)。 文(wén) |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(zhūshàojié)图 | 受访者供图（除署名外）总(zǒng)策划 | 任天阳总统筹 | 林海利监制 | 陈桥生策划 | 邓琼 吴小攀统筹 | 朱绍杰